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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文化既古老又年轻。说其古老，是指它的发展历程足有—万余年，经历了巫玉、王玉、民玉三大历史阶段。
巫玉是指我国史前时期由巫占有用于事神的玉器，起源于东北，盛行于我国今天的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东部沿海地区、东北三省和与之毗邻的内蒙古东三盟的弯月形带，即当今的内蒙古东区、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九省和自治区。在长达六千余年之久的史前时期，巫觋不仅以玉事神，还预知祸福，形“巫·玉·神”的神本主义统治模式：纳部众于神权统治之下，众庶唯神之从，唯唯诺诺地听从神的中介人——巫的摆布。巫觋统治集团掌握了世俗社会的神权、族权、军权以及政治大权。其中的大巫均被后世史家美化为帝王，“三皇五帝”就是帝王化的神巫。此种巫觋统治有别于西方希腊——罗马时期统治：王是天子，标榜他自己是天帝的亲生儿子，是半神半人的特殊人物，与天帝有血缘联系;而巫觋不同，巫觋仅仅是天神旨意的传达者，绝无血缘关系。
史前高度发达的巫玉文化为构筑华夏文明大厦砌下了第一块坚固的奠基石，这就是史前巫玉文化对文明社会的出现和建立所作的重大贡献。史前后期，巫觋集团内部掌握军事大权的大巫推翻了掌握神权的神巫的统治，自称为“天子”，升堂人室，坐上王权宝座，向全国庶众发号施令，建立了第一个王国——夏朝。此后，商、周继之，这就是历史时期的“三代”。这一时期不仅创造了富有特色的青铜文化，在甲骨上还留下大量占卜的刻辞，出现了可供纪事的较为发达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可以说，“三代”已宣布与史前的神权社会告别，建立了以天子为主宰的奴隶制封建社会。
王制定瑞玉“以等邦国”，制器“以祀天地四方”，以玉体现王权第一、神权居其次，神权服从王权的理念和规范，这种观念制度化地贯穿于其后的整个封建社会。华夏文明的政治理念是王者应是有德的君子，施行人本主义的“德治”和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建立“天人合一”、“敬天法祖”，以玉磬、金钟为主体乐器的礼乐之邦。基于这种政治理想，选定玉为德治仁政的物化标志。孔子日：“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就是指夏、商、周三代君子有德并以玉比德的风尚与史实。《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说明比德的焦点在于一个“温”字，对己对民都要温润、和平，给民以“温暖”，令国泰民安。玉实际上是我国古代社会安定、繁荣、和谐、幸福的物化和象征。这种意念虽然在金文化抬头时受到削弱，但并未消逝的基因演变为潜在的下意识，流淌在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心田之中。
秦王朝缔造的多源一统的中华帝国，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家庭，为后来多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以书画、诗词、杂剧、小说、医药、瓷器、丝织、漆器、木器、玉器为主体的庶民文化艺术的发展以及“四大发明”的成就，使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人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勃兴催生了庶民玉器的出现。大约在宋代，民玉出现于城镇，并打破了王玉的垄断，又在王玉的影响下得到千余年的发展机遇，出现了王玉与民玉并存的局面。从此，双轨制的玉文化各自继续地发展。
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迫使清帝宣统逊位，标志着清朝和封建制度寿终正寝。翌年，1912年成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这也意味着长达四千余年的王玉宣告结束，正式进入民众随意购置玉器的民玉时代。但真正开辟民玉的新时代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尤其是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并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引爆了从台湾、香港地区到祖国大陆空前的“玉器热”，出现全民性的爱玉、崇玉、赏玉、佩玉、藏玉的高潮，其热度至今未减，并且将会持久地发展。这就是我国古老而又年轻的玉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贡献。上述玉文化发展在玉器上都有鲜明的器饰标志，抓住这些标志，在宏观认识上便抓住了要点，在真伪辨识上即处于主动地位。
